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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第5页）

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

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

即是“侠”

。

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

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

之徒（见《墨子·非儒篇》），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

（《史记·游侠列传》）。

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

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

究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

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

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

。

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

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

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

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

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

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

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

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

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

然而无足惜也。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

武人则更其要不得。

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

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