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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从头顶掠过的炮弹引发了这部书（第2页）

这样的事我刚刚做过，完成了《乒乓外交幕后》一书，那么，就让我来完成下一部吧。

我是新闻记者，我的责任是记录现实与历史。

本书中所描述的，虽然是发生久远的故事，但是它的大部分内容却是读者应知但还未知的事实。

王砚泉将军给了我若干份他撰写的文稿作参考，并建议我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将军联系，因为他是当年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而且正在就此组织当事人撰写回忆录。

我趁一次回京之际找到曾任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的张英先生，请他代为联系。

张英告我韦国清将军身体不好，此事暂时搁置，我又回到云南，先把在云南的当年的顾问们都访问一遍。

昆明是军事顾问们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一，我在昆明的采访相当顺利。

不料韦国清将军却于1989年6月在北京逝世，他的辞世使本书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曾经担任韦国清将军秘书的王振华先生告诉我，韦国清将军对撰写《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一书非常热心，多次听取撰写情况的报告，回答询问，并审阅了部分待印稿。

可惜时间没有再等待他，待到成书，将军已逝。

即使就韦国清本人来说，回忆并叙述那段历史也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

王振华告诉我，韦国清以为人谨慎而著称。

韦国清生前曾回忆说，在越南的时候，他每次回国，都直接向刘少奇、彭德怀汇报越南战况。

临到再赴越南，彭德怀都要找他谈话，然后带他去见毛泽东，接受指示。

中央领导人的每次指示和谈话，韦国清都有笔记。

但是，回国以后，他又定期地检查过去的笔记然后加以销毁。

结果，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他所谈关于越法战争的笔记，全部被销毁了。

以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军事顾问团团史编写组去访问他的时候，韦国清坦率地说，由于失去了这些笔记，要详细回忆过去谈话的内容已经非常困难了。

韦国清将军的逝世使我益发感到完成这部书是在与时间赛跑。

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对梅嘉生、周政夫妇的采访，后来作了对罗贵波、李涵珍夫妇的采访。

梅嘉生、罗贵波对我起了关键性的帮助作用。

我采访了梅嘉生将军之后，已经有信心完成这部著作。

采访罗贵波之后，这种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后来，我又顺道在广州采访了邓逸凡将军，在他的家中听邓逸凡将军讲了两天的故事。

曾任越军第312师顾问的董仁将军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在这段采访中的惋惜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我没有来得及采访接替王砚泉担任越军第308师顾问的于步血将军。

开头是没有联系上，后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安排时间到烟台去访问他，再后来是因为我赴美国留学。

待我于1992年底归国，于步血将军已经染病较深。

他来信告诉我，因脑血栓的问题，他虽然有心，却帮不上我的忙了。

不久，于步血将军逝世了。

在采写中，我深深感到，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战争中结下的友谊用鲜血凝成，任何曲折都不能磨灭它。

王砚泉将军总是念念不忘，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武元甲、文进勇经常到昆明休假。

一旦来到美丽的滇池边，这两位越军统帅总是马上点名要见王砚泉。

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田大邦回忆说，1975年春他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越南访问，正值越军主力向南方调动，参加解放西贡的战役。

战情如此，正在河内的王承武将军还请田大邦和另一位当年的中国顾问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顿饭。

中国顾问周耀华的夫人聂如惠告诉我，周耀华在越南的时候，和越南官兵关系很好，和武元甲也建立了友谊：“1954年6月，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我和周耀华为他起名‘周越明’，这名字包含一种纪念的意义，纪念我们在昆明的相识，还纪念我们在越南的经历。

1961年，武元甲和夫人到昆明来休假，周耀华和我带着越明去看望他们。

武元甲得知我们的孩子叫‘越明’，不由地说：‘可以叫周中越嘛！

’于是，我们的孩子改名叫‘周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