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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世家（第3页）

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

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

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

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

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

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

，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

，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

，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

不知有多少“官商”

，因为主家迎合“上峰”

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

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

而且越是“官商”

，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

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

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

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

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

和“实业救国”

，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

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

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

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

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

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

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