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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兵制（第4页）

又《史记·货殖列传》说，七国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

则当时从军的人，所费川资亦甚巨。

列侯不免借贷，何况平民？生业尽废，再重以路途往来之费，人民在经济上，就不堪负担了。

这是物质上的原因。

至于在精神上，小国寡民之时，国与民的利害，较相一致，至国家扩大时，即不能尽然，何况统一之后？

王恢说战国时一代国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见《汉书·韩安国传》）。

而秦汉时骚动全国，究竟宣元时匈奴之来朝，还是因其内乱之故，即由于此。

在物质方面，人民的生计，不能不加以顾恤；在精神方面，当时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渐废郡国调发之制，而改用谪发、谪戍了。

这在当时，亦有令农民得以专心耕种之益。

然合前后而观之，则人民因此而忘却当兵的义务，而各地方的武备，也日益空虚了。

所以在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

调剂于两者之间，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是在后汉光武之时的。

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

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

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后来有些紧要的去处，亦复置都尉。

又有因乱事临时设立的。

然不是经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

汉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骑，胡骑，及长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长水，颜师古云：胡名）。

其时用兵，亦兼用属国骑等，然不恃为主要的兵力。

后汉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实在是上谷、渔阳的兵，边兵强而内地弱的机缄，肇见于此。

安帝以后，羌乱频仍，凉州一隅，迄未宁静，该地方的羌、胡，尤强悍好斗。

中国人好斗的性质，诚不能如此等浅演的降夷，然战争本不是单靠野蛮好杀的事。

以当时中国之力，谓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绝无此理。

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

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

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逸。

一骄奢淫逸，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加以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

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

五胡乱华之世，是不甚用中国人当兵的（说已见第四章）。

其时用汉兵的，除非所需兵数太多，异族人数不足，乃调发以充数。

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诸役是。

这种军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所靠的是训练。

当时的五胡，既不用汉人做主力的军队，自然无所谓训练。

《北齐书·高昂传》说：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

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

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

今若杂之，情不相合。

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