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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3页）

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

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

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得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

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

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

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

《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

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

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如苏轼等人。

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

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

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

90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

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订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并由此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

这未必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试方法，但我们未必有那么多好的、起码是合格的语文老师。

好的老师，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好的老师哪里来？当然主要是通过师范学校的培养。

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

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

他们合法地享受着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

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

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

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都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

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

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

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