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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人都能换位思考那世界就和谐了（第4页）

我绕了第三圈回来，两名年轻的民警同志还在那儿调解。

看得出，就这么一件小事，还真使他们感到为难。

一方据理力争的是正当的公民权，抗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寸步不让的是执法权威，坚持有章必行。

至于那规定本身，不用说初衷肯定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但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我那时又忘了友人们经常对我进行的闲事莫管的教导，指着那高个子保安厉喝：“住口吧你！

就为不许人家照几张相，你们两名保安站在这儿都四十几分钟了，成心犯浑啊！”

这时保安队长闻讯赶来了，也冲我嚷嚷：“这儿正调解呢，你多的什么嘴？”

我大声说：“看不过眼去的事，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

于是围观者七言八语，都说事情根本不值得那么较真儿。

而两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机将保安们推走了。

那一对夫妇终于可以照相了，但他们并没开始照——脸上的表情那么不悦，照出来的效果会好吗？

回到家里的我，却吃不下早点了，为自己所见的事生气，却又不知究竟该生哪一方的气。

虽然我当时认为保安们不对，但冷静一想，他们都那么年轻，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当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对他们说过“支起三脚架即算‘大规模’摄影”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有人在支起三脚架摄影，不禁止行吗？万一管他们的人看到了，斥责他们失职，兴许还会开了他们，那他们又怎么担当得起呢？因为小小的过失开一两名保安，还不是家常便饭吗？这么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两名保安小伙子了，并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惭。

那么说来说去，是那一对中年夫妇有什么不对喽？可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住在附近。

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前来公园，本打算为孩子拍几张纪念照，只因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脚架却被视为进行“大规模”

摄影，再三辩说也不许照，那么多人帮之说情也无济于事——换了谁，都不会乖乖地服从。

但如果哪一方都无错可责，又怎么会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在一处美丽而又人气和谐的公园里，双方大煞风景地僵持四十几分钟，以至于不得不呼来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

一样，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谜”

。

此事使我联想起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险入一次鬼门关，所幸阳寿未尽，又回转到现世来了。

他是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先生，什么事都循规蹈矩，唯恐给别人留下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

但他说起他的遭遇，竟异常激动：某日十点左右，忽觉头疼，起初并不在意，然其疼与时俱增，挨至中午，已甚剧烈。

情知不妙，赶紧打的去医院。

及至，下午各科的号已全挂满，只有专家门诊尚可加号，于是挂了一个专家号。

我问：“为什么不挂急诊啊？”

他说他是有些常识的，估计自己可能是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那么首先要拍脑部的血流片子。

急诊也必如此，专家门诊也必如此。

与其在急诊部排队，莫如在专家门诊加个号，只开上拍片的单子，最多也就半分钟的事儿，并不耽误别人就诊，自己也能很快进入拍片室。

问题就出在了他的这一种想法上。

挂号处给他开的是三十二号，这意味着他要坐在专家门诊室处等很久。

可那时他的头更疼了，几乎忍受不住了。

专家门诊室外有专门监管秩序的护士。

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顾我一下啊，就半分钟，啊？”

护士断然拒绝：“不行，都得按号看病。”

“我头疼得厉害，快忍不住了啦。”

“那去看急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