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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穷人家的女儿（第2页）

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

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

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

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

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

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

极少数的妇女在小孩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

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

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一点（当年乃一九八六或一九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

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

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

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

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己。

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

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几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伤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

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

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