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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第4页）

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旧的也不太干净的“棉猴”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提高了不少。

穿“棉猴”

的男人，实在是很少见了。

何况不是羽绒“棉猴”

，是布面儿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种。

何况，肩上还背着一只旧的黄帆布书包，也没刮胡子。

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极不像一个好人，极其可疑，可能人家刚才已然对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

我想，设身处地，如果反过来我是治安警，大概也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盲流”

吧。

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

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

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

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

分明地，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的笑着。

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无赖，挺恶劣的。

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

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干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

，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

我不是盲流。

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