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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4页）

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

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

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

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

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

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

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用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大声太忘我了。

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

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

中午吃过午饭，不管有多少作业压在头上，我们都要先玩一会儿，雷打不动。

我们喜欢在田里、树林里和小河边疯跑，玩一些即兴的游戏。

男生比我们更野，他们脱光了衣服踩着水游到河对面去，偷偷地吸烟，摘农民的瓜果，有时候还和村里的孩子打架。

到上课前他们又踩着水游回来，穿上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课堂里，啥事没有一样。

他们的这些“劣迹”

老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在教室里同样也有精彩的节目。

只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行。

同学轮流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哀悼重要人物逝世的语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包括“死者”

——一次一次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

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有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夸张而诙谐，让人乐不可支。

后来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我们不过是一笑而过。

论说起来他们比我们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呢。

我和小虹满心都是玩的念头，不放过任何一次恶作剧。

在中三（9）班我们创造了不少新记录：考不及格，相互抄作业，布置的课文没背上，迟到，被老师当着全班批评，等等，但我们并没有灰溜溜的，也没有被同学瞧不起。

因为这个班上的人都是凭着学习成绩好才从各班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五湖四海的弟兄们都害怕被人看作死读书和读死书的书呆子，而且都是一口气做了好多年的好学生了，偶尔有出轨一点或放纵一把的，便成了悦人悦己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进入青春期，反叛总能引来别人赞许和欣赏的目光，况且这个班的同学都非常优秀，对人对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十四五岁正是虚荣的年纪，能引人注目多让我们得意啊！

那个学期在学习之外我和小虹没少用心，也没少付出代价，不过那些快乐也真是无可替代。

到高一我们离开农场分校又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回归到了原来的刻板和枯燥。

葱绿的田野，乡间掺和着牲口气味和泥土芬芳的空气，碧蓝的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鸟，小河塘清浅的水里游弋的鱼虾，竹篱笆上爬着的沾着露水的牵牛花，远远传来的公鸡让人惆怅的啼叫，草丛里鲜红欲滴却吃不得的果子，春天里的万物生长，秋天里的金黄灿烂，统统远离了我们，无影无踪。

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老师、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