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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5页）

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

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不能与之并进。

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

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

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

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

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

农业社会，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

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

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

（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抑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

（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

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

职是故，被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

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

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

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

据此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

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

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更。

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

农则井田之制仍存，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

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

之类（见《礼记·坊记》。

《大学》：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董仲舒对策，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当初，疑有一种禁令）。

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

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

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

凡人之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

所以开国之主，总是比较勤俭的。

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的纨绔子弟了。

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

（二）则商业发达了，向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与人交易。

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