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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帝问其旨如何?答曰：在书字时节刻漏中。

帝益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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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志公在齐、粱之际，以神异的行径，行使教化，这是他处乱世行正道，和光同尘的逆行方式，正如老子所说&ldo;正言若反&rdo;的意义一样。

而他对于大乘佛法的正面真义，却有《大乘赞》十首、《十二时颂》与《十四科颂》等名著留传后世。

尤其《十四科颂》中，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佛学思想，与佛法修证的精义，充分发挥了中国佛学的大乘精神。

我们在千载以后读之，已经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怎样特别，但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和佛学的观念来说，却是非常大胆而富有创见的著作，的确不同凡响。

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项&ldo;不二法门&rdo;的观点，影响隋、唐以后的佛学和学术思想，实在非常有力。

也可以说，唐代以后的禅宗，与其说是达摩禅，毋宁说是混合达摩、志公、傅大士的禅宗思想，更为恰当。

因文繁不录，但就志公《十四科颂》的提示，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窥全豹。

（一）菩提烦恼不二。

（二）持犯不二。

（三）佛与众生不二。

（四）事理不二。

（五）静乱不二。

（六）善恶不二。

（七）色空不二。

（八）生死不二。

（九）断除不二。

（十）真俗不二。

（十一）解缚不二。

（十二）境照不二。

（十三）运用无碍不二。

（十四）迷悟不二。

以上所举志公《十四科颂》的提纲，虽然没有完全抄录内容，但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时佛学界的重要问题。

因为汉末到齐粱之间，大乘佛学的内容，没有完全翻译过来，大多都是根据小乘佛学的观点，还未融会大小乘佛学的真谛。

总之，当齐、粱之际，在志公之前，中国本土的学者，极少有人能融会佛学的大乘义理与禅定的修证工夫，而知行合一的。

但从志公、傅大士、慧文法师以后，那就大有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讲中国禅的开始和禅宗的发展史，就应当从志公等人说起。